近些年来，出版界盛行“作”书。这“作”的书，读者已经发现有很多不好，如大而无用、质量低劣、价格不菲等等。当然也不无“作”得好的，但这“好”的确实不是很多。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“老”字号丛书，应该说，“老”字号的选题还是独具慧眼的，如老照片系列、老房子系列、老城市系列等等都很能吸引读者。笔者也是慕名阅读了老城市系列中的《老北京·帝都遗韵》一书，不过读了以后的感觉就如同骨梗在喉，有话要说，而且不吐不快。因为它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本“图文并茂”的好书，不但书中的有些照片与释文对不上，而且其文字部分也写得轻率，不够谨严，差错率很不一般。于是挑出几处硬伤，写成这篇小文。不当之处，还望书的作者和读者诸君赐教。
《老北京》的特色之一是选用了很多旧照片，这些照片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无声地诉说着北京的“老”与“旧”。如果作者给以准确无误的释文，也许真能达到编者和作者所预想的效果，悄无声息地把读者带进老北京的历史之中，使读者勾起对老北京悠悠往事的无限眷恋。但遗憾的是，作者对书中选取的有些照片没有加以认真研究，就匆忙下笔，因而所写的释文有的与要说明的照片压根儿对不上，完全是对照片的误读误释。这种误读误释的结果是作者把一个不十分真实的“老北京”捎给了读者。这是很让人遗憾的。兹举数例：
第11页上有一张女学生户外读书的照片（图一）。作者的释文是：“这是我们的大都，她们是大都的子民。冬去春来，星转斗移，古都应该多一些欢声笑语，少一些褴褛衣衫、菜黄色的脸。”按：北京只有在元代叫“大都”，这里称北京为“大都”不确。照片上的人物分明是三四十年代在未名湖畔读书的女大学生，哪里能看得出“褴褛衣衫、菜黄色的脸”？这种纯属作者个人想象的解释在别处还有，难以一一列举。
第14页有一张老北京城门外的驼队照片。作者的释文是这样写的：“漫漫沙尘，悠悠驼铃，瑟瑟秋风，巍巍边城。这就是我们向往的老北京吗？”按：这条释文实在是说得奇怪。这明明是一张老北京城门下的旧照片，作者却释为“巍巍边城”。其实，作者自己也知道是在“戏说”，所以，这“巍巍边城”刚出口，马上又作了一个“自我更正”：“这就是我们向往的老北京吗？”可见，作者心里也还是清楚的，只是因为看到了骆驼，想到了关外的“漫漫沙尘，悠悠驼铃，瑟瑟秋风”，于是老北京的城门楼子就一变而为“巍巍边城”了。
第26页有两张照片，上面一张是故宫养心殿的照片。作者的释文为：“慈禧生活起居的养心殿”。按：慈禧“垂帘听政”在养心殿的东暖阁，但其“生活起居”并不在“养心殿”，因为“养心殿”是皇帝的寝宫。
第35页有一张天安门的照片（图二），照片上的天安门城楼处有“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”的大字标语。作者的释文为：“这是1912年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’成立时的天安门。”按：1912年，即中华民国元年。这年的1月1日（公历）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。当时的北京还在清朝统治下，宣统皇帝还在宝座上坐着。直到农历辛亥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即公历1912年的2月12日，宣统帝才宣布退位。此后，又几经周折，直到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。4月21日，国务院（已非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）才在北京宣告成立。北京一直没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举行过庆典。所以，该照片上的“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”决不是指1912年的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成立，而应该是另一个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。从照片看，天安门前有过往的行人，有各种摊贩，若是大清帝国未亡，则皇家体制尚在，天安门前是不允许普通百姓随便过往停留的。照片上还有自行车、洋车，这些物什也非清时流行之物。显然，这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于攻陷南京（当时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所在地）之后，拼凑的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分子在北平成立的伪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。这个“庆祝”的大标语，只能是在这个汉奸伪政权成立时出现的，不可能是其他。因为，除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2年在南京成立的政府称为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外，只有这个日本侵略者操纵的华北伪政权称过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。作者把第35页的照片释为“这是1912年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’成立时的天安门”显然是个错误。该书还收有其他一些30年代的照片，如第96页和第193页“庆祝南京陷落”的照片与第35页的这张照片是同一时期的，可以互证。
第44页有一张乾清宫的照片（图三），作者的释文是：“乾清宫，李自成打到北京，崇祯就是从这儿仓惶逃出的。宫内挂有‘正大光明’匾，皇帝在位时，把继位人的名字写好置于匣内，置于匾后，皇帝死后，由辅政大臣拆开宣布。”按：这条释文明清不分，“正大光明”匾是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手书，明时是没有的。皇帝在位不立皇太子而把继位者的名字写好置于匣内、放到匾后的规矩也是清雍正以后才有的事，此前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
第193页是一张有轨电车的照片（图四）。作者的释文为：“30年代的北京有轨电车。车上扎彩球，还有‘庆祝南京沦陷’几个字。当时日本人统治着北平。”按：电车上的字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可以断定，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，电车上的标语绝不可能写成“庆祝南京沦陷”这个样子，他们当时的用词是“陷落”而非“沦陷”。这两个词词义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，既是“沦陷”，还能“庆祝”得起来吗？所以，此处释文的“沦陷”二字应是“陷落”无疑。这并非笔者妄揣，有书中第96页上的照片可以为证。该页照片上“庆祝南京陷落”几个字看得清清楚楚。
第212页有一张曹汝霖、章宗祥等人在中央公园（即中山公园）合影照片（图五）。作者在释文中称：“1919年曹、章及陆宗舆在‘巴黎和会’上丧权辱国，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。”按：这条释文恐怕是一个明显的错误，因为曹、章、陆根本不是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，他们的“丧权辱国”也不是在巴黎和会上，而是在和会之前的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期。
《老北京》的正文部分，作者下笔也过于自信。对于一些彰明较著的史实和事实，作者都敢不作考究，不求验证，就率尔下笔。因而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“老北京”就难免走样，错谬不断，不是读者想看到的符合历史真实的“老北京”。这里再举数例：
第18页文说：“正阳门的北边，是一个不高却重要的门，前后更名可是意味深长，清朝叫大清门，明朝叫大明门，民国之后改叫中华门，现在已经拆为平地了。这个门是昔日皇城的正门，进去之后，发现里头是一个‘丁’字形的广场，过去叫‘千步廊’，是朝臣上朝必经之地”。按：这段文字有两个问题：（一）这个‘丁’字形的广场即是指扩建以前的天安门广场，1949年开国大典就在这里举行。原来在东西两侧的高墙内建有廊房，叫千步廊，和午门、端门之间两侧的廊房相似。但在八国联军入侵事件之后，因破损严重，清廷把它拆了，没有再建。所以，准确地说，是广场两侧的廊房叫“千步廊”，作者把这个丁字形的广场说成是“千步廊”，误。（二）这里也并非“朝臣上朝必经之地”。清末，朝臣上朝主要是进东华门，而不是进大清门。
第19页文说：“进午门，北边先是太和门，随后就是三大殿——太和殿、保和殿、中和殿。这是整个宫城的中心，是皇帝接见群臣、举行典仪处理国事的地方。再往北，是乾清门，也是内宫的门，再往北就是整个故宫的后半部，是皇帝一家过日子的秘密场所。”按：这段文字说的不准确。（一）既然是从南往北看，三大殿的顺序就应该是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而不是太和殿、保和殿、中和殿。（二）三大殿主要是举行朝廷大典的地方，至于“接见群臣”、“处理国事”并不在这里，而是在乾清门以北的乾清宫和乾清宫西边的养心殿。
第37页文说：“早上皇帝早朝，皇帝坐在金銮殿上的宝座上发号施令，这儿就是统治天下的中心点；午后回到南书房，皇帝召集亲近大臣讨论棘手的国家大事，于是这儿又成为筹划明日圣旨的一个紧要地点”。按：这段文字所述皇帝日常办公的情况全不对。所谓“金銮殿”，即太和殿，是皇帝坐朝的大殿，那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。“南书房”，即乾清门里西侧的一排南房，是南书房行走的翰林的值房，斜对乾清宫，便于皇帝召见。康熙时，有的南书房翰林帮皇帝起草诏旨。皇帝日常办公在乾清宫，不在金銮殿。雍正以后，皇帝办公多在乾清宫西边的养心殿，也不在金銮殿。皇帝不是没有可能去南书房，但即使有，也纯属偶一为之。如有大事商量，皇帝会传令召见南书房翰林（雍正以后是军机大臣），但皇帝和亲近大臣讨论大事的地方不会在南书房。这里说“午后”召集大臣，“筹划明日圣旨”也不对。皇帝一般在凌晨即看奏章，接着召见大臣，拟定谕旨，即日发出，到辰时（7—9点）就办完了。顺便提一下，这样的失误在第38页也出现过。
第57页文说：“由城门城墙围起来的北京‘城’是四四方方、坐南朝北的，这首先就具备了一种帝王之相。”按：北京城不是坐南朝北，而是坐北朝南。再说自古帝王也是面南而坐，面北就不是君而是臣了。
第71页文说：“再次发动政变，杀害维新党人，幽禁光绪皇帝，驱逐翁同?，通缉康梁。”按：这段文字把顺序完全弄颠倒了。如果改为“再次发动政变，幽禁光绪皇帝，杀害维新党人，通缉康梁”更妥当些。另，“驱逐翁同?”是政变发生前的事，插在这里更是不妥。
第101页文说：“北京的道路没有斜街”。按：这个说法太绝对了。因为鼓楼前有烟袋斜街，西四南有西斜街，前门外有樱桃斜街、李铁拐斜街等，所以，只能说北京的斜街不多，不能说“没有”。对于这一点，作者似乎是清楚的。因为在第98页的文字中，作者说过“北京也有少量的斜街（比如马寡妇斜街）”的话。可为什么前后矛盾呢？看来并非无意，而是有意为之。作者在说“北京的道路没有斜街”的时候，是为了由此引伸出“北京人的直爽和‘不来斜的’”的结论，而在作者说“北京也有少量的斜街”的时候，是为了从此引伸出“北京人的‘大质朴’下的‘小聪明’”的结论。这种对老北京随心所欲的解释，恐怕只会越解释越糊涂。
第108页文说：“每晚戌正（晚七时）撞钟报时，称为‘定更’。次日寅时（晨五时），再次撞击报时，称为‘亮更’。”按：一个时辰两小时，从夜晚11点到凌晨1点为子时，1—3点为丑时，3—5点为寅时，到5点则寅时已过，以下进入卯时了。以此下推，晚7—9点为戌时，7—8点为戌初，8—9点为戌正。这里说晚七时为戌正是不对的，晨五时为寅时也欠妥。
第204页文说：“明代二位民族英雄于谦、袁崇焕，在戍边的战场上是功勋卓著的忠臣名将，最后却因昏君而冤死在菜市口刑场。咸丰的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，因与慈禧抗争，也被残杀在菜市口。”按：于谦是在保卫北京时立的功，不能说是“在戍边的战场上”。于谦被杀是在1457年（天顺元年），那时的北京尚无外城，菜市口大概也还没有形成为热闹冲要的街市，直到96年之后，即1553年（嘉靖三十二年）始建外城。明代北京的刑场在西四牌楼，时称西市，不在菜市口。于谦和袁崇焕都被杀于西四牌楼，这是有史可查的。咸丰的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不是都杀了，实际处死的只有肃顺和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三人，而且这三人也不是都杀在菜市口。这三个人是皇族，皇族成员被处死，通常是“赐死”于宗人府，载垣和端华就是死在宗人府的。只有肃顺，因是顾命八大臣的核心人物，因此，慈禧在政变成功后，为了更加凌辱他，才押往菜市口砍头。
第234页文说：“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厨子肥狗胖丫头。这是北京四合院的一个基本标准。”按：这个说法不对。旧时，只有大富大贵之家住的四合院才够得上这个标准，一般四合院的居民是达不到这个“基本标准”的。陈恒庆（山东人，清末在北京作过御史）著《清季野闻》（1918年6月10日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）第136页《六项》条说：“满洲大家，车马衣服之外，有必备者六项。京谚云：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，先生、肥狗、大丫头。伏日自大门至内宅皆搭以天棚，驾屋而过，棚檐以雕栏饰之，彩绳系之。鱼缸、石榴，列于照墙之前，以壮观瞻。先生乃教读者也，训弟子读书之外，兼可代写信函。所延者，山东秀才居多。盖旗人皆与老米兑房相交易，可以代领俸米，可以预借银钱，兑房司事出入王府相邸，若一家人也，以故教读先生皆其所荐。八尺之獒，大足之婢，或三或五，入其门者，目所共睹也。”由此可见，一般居民是住不起这等奢华的四合院的。但却不能说他们所居之地不是四合院，因为北京的民居大多是四合院结构，一般也都称之为四合院。此外，作者还把“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厨子肥狗胖丫头”作为这一章的子题，也是欠妥的。
图一
图三
图五
 图二  图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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